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家，如何处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 社会科学报

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全球化的深度参与，中国在世界经济、文化和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呼应，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国语境中进行“以往的那种‘自娱自乐’式的批评讨论”，而是要走出国门，“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与西方理论进行平等对话。

近日，上海大学“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工作坊邀请四位教授，就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方法、视角和范式进行了对话与探讨。

原文 ：《如何处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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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美国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从思想史角度把握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

西方文论的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并不是指中国遇到的问题（China problem），而是指面对西方理论我们应采取的对策。在我看来，我们要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对西方理论进行质疑，并提出可供探讨的理论性问题。即我们应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把握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思考中国问题在西方理论构建中的意义，并构建理论的新范式。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当打破中西二元论，即“世界与中国”的思维方式，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中国。

西方理论来自西方的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源自欧洲。例如，从最早的两希文明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再到西方现代性思维，都与西方几个强大的国家有着历史渊源。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普世的经验，这些理论试图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理论并没有普世性的解释能力，仅仅是基于西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经验，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西方思想家从笛卡尔、莱布尼茨、伏尔泰到当代的韦伯都曾讲到中国，但他们大多贬低中国。马克思试图使用西方的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世界，但面对亚洲的现象时，他便犹豫了。他认为，用西方的五种生产方式解释西方是可行的，但到了东方就会面临质疑。所以，他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也是马克思对西方理论的质疑。

我们在中西文明互鉴过程中牵涉到知识、权力和语言三方面构成的复杂网路。中学西传的实际过程不仅是点对点的传播（communication），而且是一种播散（dispersion）的形式。中学播散的过程面临各种各样的对抗、矛盾、栅栏、禁忌和塑形，形成了迷宫般复杂的话语场域和网络。对这种播散过程中的话语和场域网络的内在的、隐形的、变动不居的规则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学西传过程中知识、权力和语言的关系。

朱立元（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西化与化西并重

在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我们试图借用西方理论的范式、范畴、概念和思路来回答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已经密不可分，无法割裂。当然，我们在借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时候，也不是全盘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批判和反思。例如，我们在探讨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时，就强调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双方面的影响。这便表明，在使用西方理论推进中国文论建设、解决中国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既借鉴西方，又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改造。

当然，不可否认，中西互鉴的不均衡、不平等在近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便转向西方，试图寻找一个文化更新、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的思路。毛泽东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有的学者强调，在引介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被动的，这是一种冲击—反应模式。这不符合事实。事实上，在近百年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开始阶段可能是冲击—反应模式，当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演变为有选择性的反应，而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反应。在最初的阶段，包括朱光潜和王国维等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的借鉴主要是由西到中，但在借鉴西方的过程中，中国的选择性和主体性是逐渐增强的。还有的学者认为，近百年的中西互鉴完全是西化的过程，这样的概括也是不对的。实际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造，而且是有选择性的。因此，虽然中西互鉴存在着不平等性，但是我们力求超越这种不平等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以，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除了西化，还有化西，后者是不能忽视的。

王宁（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西方理论与中国是一种双向关系。例如，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理论家在接受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根据中国的经验，对其加以发展和中国化，这样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等。法国理论家，如德里达和巴迪欧等的理论也因为对解释中国问题富有启发性，被介绍到了中国。但中国学界在接受它们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改造，从而使之带有了中国特色或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变体。与此同时，这些中国化之后的理论在中西文明互鉴的过程中也会旅行到西方，并积极参与到对西方相关理论的质疑和重构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对中西理论都很了解，因而便有资格参与国际学术理论的生产。例如，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的《翻译研究手册》（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2010）中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章节就是邀请我本人来写作的。而在过去，这种来源于西方理论的条目只会邀请西方权威理论家，如詹姆逊等人，来写。但是这些西方理论家的理论也有着局限性，只能用以阐释西方的现象，而在阐释过程中往往会忽视中国的实践经验。中国学者则可以在梳理整个西方理论思潮之后，把中国相关的理论经验融入其中，从而使这些西方理论成为世界性的理论。

当然，在探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时，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割裂。例如，世界文学不能不包括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中国语境中的世界文学仅包括外国文学，这样是不够全面的。俄苏的世界文学史、英国的布莱克威尔出版社组织编撰的世界文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组织编撰的世界文学史中，中国文学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要通过文学批评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融入世界，也就是使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据此我提出一个“全球人文”的概念，旨在促使中国学者参与其中，并且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提供中国的视角和方案。

由此可见，在中西文明互鉴方面，任何传播到西方世界的中学都不会是原汁原味的中学，它们都要经过西方世界的重新构建。但是只要对西方世界有启迪的中国理论，西方学界都愿意接受。例如，2020年美国比较文学权威期刊《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就超越常规，分别在第3期和第4期连续刊载了我主编或参与主编的两个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方面的主题专辑。总之，当代的中学西传正在超越传统的西学东渐之模式，逐步过渡到用中国的原创性思想来影响西方学者的研究。

曾军（上海大学教授）：

实现学术平等对话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的学者在中国的文论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处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时，我们要反对当代虚无主义，认为中国学者没有原创性，完全借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显然是不对的。中国学者现在正有意识地走向世界，摆脱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地位，以及不能与西方对话的窘境。怎样把中国问题带入到世界各类议题的讨论中去，是我们思考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的重要关注点。

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中西之别的区分，但当我们讨论全球或世界问题时，许多中国学者会无意识地将西方国家视为世界，从而忽视中国。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当我们讨论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是不可缺席的。同时，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讨论马克思主义时，也必须要在全球马克思主义运动这个大脉络里对其进行定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共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拥有复杂的互相折返的勾连。此外，西方劳特里奇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虽然有关中国叙事理论的篇幅很少，但毕竟收录了中国的叙事研究，认可了中国对世界叙事理论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劳特里奇对叙事作了区分，即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在阐述叙事传统时，面对非西方的学术资源，它收入了亚洲的、非洲的、北美的和澳洲的相关叙事传统。但在处理非西方的叙事理论时，它收入了亚洲的理论资源，但忽略了非洲的、澳洲的和北美的。这说明，西方并没有将非洲、澳洲和北美的叙事理论视为可供西方叙事理论借鉴的理论形态。但中国的叙事理论对他们来说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和成熟的理论形态。由此可见，西方理论家也在对非西方的理论资源做比较和鉴别，并认可和重视中国的叙事理论。所以，中国学者在中西交流时应该有学术自信。

当然，在中西互传互鉴中，中西有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和发展上的“不平衡”等“不对等对话”问题，但当代中国在与西方理论对话时逐渐由以前的学生心态变成了力争实现平等对话的冲动。“中学西传”被迫承载起“克服文化逆差”“改变弱势地位”“抵抗文化侵略”的责任。

（邹理/整理）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5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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